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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诸多育婴堂，皆以收养弃婴、施行慈善为名义，然而史料记录下的景象却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些所谓的“避风港”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，伴随着层出不穷的争议和民间流传的负面传闻，不禁让人深思：这些机构果真秉持善意吗？高死亡率的背后，究竟掩盖着何种隐情？

时至今日，仍有人将百年前的西方育婴堂视为拯救弃婴的天堂，但只要翻阅史册，便会发现这份所谓的“善意”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。

早于1870年成立的天津望海楼育婴堂，曾被挖出超过三百具婴儿尸体，惨状触目惊心：部分婴儿胸口留有针孔，有的手脚被人捆绑。经由李鸿章的查证，证实是教民诱拐并以残忍手段虐杀所致。无独有偶，1891年4月25日，江苏丹阳县的天主教堂桑园内，民众发现了七十余具儿童骸骨，尸体“或剜其目，或断其肢”，其惨烈景象令人发指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该育婴堂内竟无一名活婴，这与“慈善收养”的声称形成了最强烈的讽刺，瞬间点燃了当地民众的怒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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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圣婴育婴院自1909年设立以来的四十余年间，据估算，至少有四万婴儿殒命其中，死亡率竟高达九成四。在1949年至1951年间短短三个多月内，该院接收了2251名女婴，最终仅有150人生还，死亡率之高，即便在今日最简陋的福利机构中也难以想象，这暴露了其对这些生命根本不予尊重的本质。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在1928年至1951年间收容超过一万六千名婴儿，存活率仅有百分之零点二，即约三十二人；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在1936年至1949年间收养四万余婴孩，最终仅存一百九十七人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。

福州仁慈堂的案例更为骇人听闻，竟仅靠一名心智失常的痴傻者和一名哑巴来照料婴儿。在严寒的冬季，孩子们只穿着单薄的衣衫，盖着薄被，四肢冻得通红。更教人心碎的是，老鼠啃食孩子耳朵、嘴唇的事件频频发生，传教士对此却视而不见，仿佛这些都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。他们的食物仅是一罐稀薄的浆糊，由痴傻者用竹片粗暴地抹到每个孩子嘴边，全然不顾孩子是否吃饱或能否消化。婴儿一旦死亡，便被草草挖坑掩埋。1951年，福州民众在马鞍山挖出大量婴儿骸骨，证实了“万人坑”的传闻。1953年再次发掘出的上千具婴儿遗骸中，部分头骨带有钻孔痕迹，疑似曾被用于医学实验。

说到底，这不过是一场披着慈善外衣的敛财生意。传教士通过收养弃婴，骗取海内外捐款，中饱私囊。他们故意虐待婴儿，以削减抚养开支；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女婴，长大后又会被秘密贩卖，换取第二笔不义之财。

多地民众在育婴堂附近发现的残缺骸骨，部分带有切割、蒸煮的痕迹，绝非空穴来风。传教士们深夜焚烧物品、秘密掩埋骸骨、拒绝外人窥探育婴堂内部，其心虚的举动不言自明。他们记录的饮食采购量与实际收养的婴儿数量严重不符，事实是他们非但在抚养，更是在残害生命。慈善不过是遮盖贪婪与残忍的幌子，无辜的婴儿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，而他们对孩子的伤害远不止于此。对照今日的爱泼斯坦案，便能洞察当年传教士们以救助之名拐卖儿童的如出一辙。

在传教士眼中，育婴堂的弃婴从来不是生命，而是可供买卖的商品，收养他们是一笔比任何买卖都更具暴利的生意。除了将存活的女婴贩卖，他们还将夭折婴儿的骸骨和器官出售给西方医疗机构。那些还未看清世界的孩子，死后依然逃不过被肢解贩卖的悲惨命运，连片刻安宁都无法享有。这是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，从收养、残害到贩卖，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密的算计。广州、上海等地许多存活下来的婴儿最终去向不明，正是被秘密转卖的后果。

传教士的书信中甚至出现了“婴儿定价”、“交货地点”这类令人发指的字眼，这哪里是慈善机构，分明是拐卖和残害婴儿的巢穴，每一个孩子都成了他们赚钱的筹码。更甚者，他们利用教会的特权，推行跨国贩卖，通过洋行、商船将中国婴儿偷运出境，贩卖给洋人充当奴婢、童仆或实验对象，其下场凄惨不堪。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，他们肆意妄为，而软弱的清政府不仅未能制止，反倒协助掩盖真相。

武汉的弃婴堂本是雍正年间就有的收养机构，却被传教士通过修改地契的方式强行侵占。他们依仗官府势力，在育婴堂内为所欲为，虐待残害儿童，无人敢过问或揭发。

全国范围内，西方育婴堂的死亡率普遍超过百分之九十七，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存活率更是低至千分之二。这绝非简单的医疗条件不佳所能解释，其背后分明是故意致婴儿死亡以减少开支、谋取暴利的贪婪行径。即便存在少数正直的传教士，也无法洗刷绝大多数人的滔天罪恶。

当年百姓并非愚昧或盲目排外，他们只是被层层谎言所蒙蔽，无法洞悉育婴堂的真实面目。传教士擅长伪装，仅靠偶尔施予的小恩小惠，便将自己塑造成“救世主”的形象，同时紧锁大门，严密封锁消息。在信息闭塞的年代，一地的罪恶难以扩散，而西方列强垄断舆论，将自己描绘成文明的使者，将质疑者污蔑为愚昧野蛮。

清政府惧怕洋人，即知晓内情也不敢声张，反而压制民众。百姓心存疑虑却无从求证，只能被蒙在鼓里。

就在此时，义和团挺身而出，撕开了育婴堂的伪善面纱。许多人受课本误导，将义和团视为暴民，实则不然。义和团前身多为山东农民自保的义和拳，其领袖多为守护乡土的乡村精英。他们的反抗，源于亲友子女失踪，追踪后发现了育婴堂的罪恶。他们突袭育婴堂，搜出铁证，破坏铁路电线旨在切断侵略者的命脉。他们的愤怒源于对同胞受害的悲愤，是正义的反抗，却被污名化了上百年，而真正的罪人却披着慈善的外衣逍遥法外。马克·吐温曾赞扬义和团为爱国者，孙中山亦称其为“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怒吼”。

西方育婴堂所有罪行的根源，在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骨子里无法遏制的贪婪。列强来华，目的从未是传播文明或行善积德，而是掠夺土地与利益。教会沦为他们的工具，育婴堂成为骗局，既能骗取钱财，又能麻痹民众。借助治外法权，传教士们有恃无恐，不良教民亦仗着教会势力欺压百姓，地方政府不敢干预，百姓的呼声无人听闻。

积怨既深，民众对洋人的不满最终在育婴堂事件上集中爆发。当年民间传闻，大多是百姓亲眼所见的血泪控诉，却被轻易视为谣言。义和团的反抗虽有极端之处，但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去苛求百年前走投无路的民众。他们的失败警示我们，一味的盲目排外不可取，而一味的妥协退让只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，福州婴儿墓碑文虽提及责任涉及多方，包括抛弃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个罪恶的旧社会，但这绝不能开脱传教士的罪责。

回顾这段历史，目的并非延续仇恨，而是从中汲取教训，看清西方列强的虚伪面孔。时至今日，仍有许多西方机构打着慈善的旗号，在其他国家故伎重演，与当年的育婴堂何其相似。爱泼斯坦案便是明证，它以救助儿童为名，实则进行拐卖和虐待，其内在逻辑与当年的殖民逻辑如出一辙。

开放包容不等于盲目信任，文化交流不等于妥协退让，唯有强大自身，方能守护同胞。我们必须铭记这段历史，铭记那些被残害的无辜婴儿，铭记义和团的反抗，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。铭记历史，并非为了积蓄仇恨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

百年前，西方传教士以“慈善”为伪装，在中国设立育婴堂，残害并贩卖婴儿，视无辜生命为牟利工具。百姓被谎言所惑，而义和团挺身而出，反抗殖民罪恶，却被污名化了整整一个世纪。

这段浸透着婴儿鲜血的历史，揭示了殖民掠夺的真相，更敲响了警钟。铭记这份沉重，洞悉伪善背后的黑暗，坚守原则，强大自身，才是对历史应有的敬畏，对未来的切实守护。

发布于：江西省